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團幾乎同時向合作律所發出同一個訊號：AI 既然讓你們做事更快，帳單就該變少。這不是個別銀行的零星抱怨，而是華爾街最重要的法律服務買方集體對大型律所（Big Law）的商業模式發出結構性挑戰。
大綱
（一）三家投行異口同聲：效率紅利必須回到客戶手上
據《金融時報》報導，摩根士丹利與花旗集團的內部法務高層主動向 FT 透露，兩家銀行已分別告知主要合作律所，要求建立能節省成本的新付費安排。高盛則已向律所索取 AI 效率數據，希望分享這些技術帶來的效益。
花旗集團全球法務主管 Adam Meshel 表示，如果 AI 減少了律師處理案件的時間，花旗預計每筆交易的成本將大幅下降。花旗已開始要求律所以競標方式爭取案件，並在競標過程中說明 AI 為其節省了多少成本。Meshel 預期，基於這種方式的「不同工作模式」可能在一年內到位，且希望透過合作方式來設計，讓銀行與外部律師雙方都能接受。
摩根士丹利總法律顧問 Eric Grossman 的措辭更為直接：頂級律師長期以來的薪酬都建立在助理律師（associates）長時間計費的基礎上，這個薪酬模式「現在極其不穩定」。他表示，到今年年底，摩根士丹利大多數外部法律工作將透過競爭性招標進行，並改用固定費用等替代安排付費。
（二）被挑戰的核心：大型律所的「槓桿模式」
要理解華爾街為何認為律所的商業模式「不穩定」，需要先理解法律產業的核心獲利引擎——所謂的「槓桿模式」（leverage model）。
這個模式的運作方式是：律所僱用大量初級律師（associates），以按時計費（billable hour）方式向客戶收取費用。這些初級律師經常加班到深夜，而他們的收費標準遠高於其薪資成本——中間的差額就是律所合夥人（equity partners）利潤的主要來源。簡言之，初級律師的工時就是律所的「印鈔機」。
但 AI 正在動搖這台機器的根基。法律研究、文件審閱、合約評估、訴訟證據蒐集（litigation discovery）——這些過去由大量初級律師逐頁處理的工作，現在都可以用 AI 大幅加速完成。當同一件工作從 100 小時縮短到 20 小時，按時計費的帳單自然跟著縮水。
費率還在漲，讓這個矛盾更加尖銳。根據法律科技公司 Persuit 的數據，今年美國最大律所助理律師的平均時薪已達 798 美元，較 2023 年上漲 33%；合夥人時薪同期也上漲了 29%。這些漲幅部分是因為律所之間為搶奪明星合夥人而展開的「人才軍備競賽」。
（三）花旗調查：近半數大型律所承認 AI 已影響定價
花旗集團旗下專門服務律師與律所的法律事務部門今年進行的調查顯示，近一半的大型律所表示 AI 已經影響了他們的定價模式。
不過，該部門諮詢服務主管 Gretta Rusanow 指出，目前變化仍屬「初步嘗試」，尚未看到全公司層級的正式轉向替代性收費安排。她預期未來將出現「混合制」——日常性、重複性的工作採固定費用，複雜度高的工作仍按時計費。
從人力配置端也能看到變化正在發生：該調查發現，47% 的律所今年招募的暑期實習生（summer associates，進入大型律所的傳統敲門磚）數量少於去年，49% 預計明年暑期實習生人數將再縮減。
（四）律所端的反論：省下的時間，客戶拿去做更深的事
並非所有律所都同意「AI 會讓工時縮短」這個前提。Latham & Watkins 併購及私募股權業務全球副主席 Sam Newhouse 提出另一種觀察：有些任務確實可以更快完成，但客戶會把省下的時間和新取得的數據用來做更深入的策略分析。
他舉例，如果你有機會翻遍所有歷史上的併購協議、研究各方過去採取過的立場，這能幫助客戶達成更好的交易。換言之，AI 省下的時間不一定轉化為更少的工時帳單，而可能轉化為更高品質的服務——工時不減，但產出的價值更高。
這個論點有其道理，但也恰好說明了律所面臨的兩難：如果強調「工時不會減少」，就很難對客戶解釋為什麼不降費；如果承認「確實更快了」，客戶自然要求帳單跟著降。
（五）買方的另一路：自建法務 AI 能力
華爾街銀行施壓律所降費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大型企業正在自建內部法務 AI 能力，減少對外部律所的依賴。
福特汽車總法律顧問 Steven Croley 告訴 FT，福特正在增聘內部律師，並在 AI 能降低成本的情況下擴大自辦法務工作，減少對外部律所的使用。但他也直言，雖然律所確實在使用 AI，「作為客戶，我們並沒有感受到帳單減免或明顯的效率提升」——言下之意，AI 的效率紅利目前被律所自己吸收了，並未回饋給客戶。
銀行業的動作更早。HSBC 於 2026 年 1 月宣布與法律 AI 公司 Harvey AI 建立策略合作，將 Harvey 的法務 AI 平台導入其全球法務部門。HSBC 集團法務長 Bob Hoyt 在新聞稿中表示，這不只是部署新技術，而是「重新想像內部法務部門的運作方式」——將 AI 的速度與效率，與法律專業人員的專業判斷相結合，讓律師能把更多時間花在策略性、高價值的工作上。
Harvey AI 是一家專門為法律與專業服務打造的 AI 公司，產品涵蓋合約分析、盡職調查、法遵與訴訟等領域，背後投資人包括 Sequoia、Kleiner Perkins、Andreessen Horowitz 等，在全球 59 個以上國家擁有超過 1,000 家客戶。
這兩路動作合在一起，對律所構成的壓力是雙向的：買方一邊要求降價，一邊在建立「不找你也行」的替代能力。
（六）對台灣法律與金融業的觀察
這則新聞的核心邏輯——「AI 壓縮了初級人力的計費空間，買方開始要求重新分配效率紅利」——並非美國獨有。台灣的金融機構與法律服務業可以從中思考幾件事：
（1） 台灣金融業聘用外部律所的模式雖不完全等同美國的 billable hour 制度，但在聯貸案、跨境併購、法遵專案等大型案件中，按時計費或按人頭計費的安排相當普遍。當 AI 工具確實能加速合約審閱與法規研究時，「付費方有沒有意識到效率已經改變、並據此重新議價」是一個值得內部法務部門盤點的問題。
（2） 銀行自建法務 AI 能力的趨勢，對台灣大型金控的法遵與法務部門是一個訊號。HSBC 導入 Harvey AI、福特擴編內部律師，都指向同一個方向：把 AI 能處理的標準化法務工作收回內部，外部律所只負責真正需要專業判斷的部分。台灣金控若正在評估法務 AI 工具，可以參考這個「哪些留、哪些收」的分工思路。
（3） 對台灣法律事務所而言，這則新聞是一面鏡子。目前台灣頂級律所的收費結構尚未受到 AI 的直接衝擊，但當客戶端——尤其是跨國金融機構的台灣分支——開始在全球層級導入 AI 法務工具時，「為什麼同一份工作在台灣的帳單沒有反映效率提升」的問題遲早會被問到。
（七）結語
福特總法律顧問 Croley 的判斷更為直白：他不看好法律業的金字塔經濟模式能夠延續——「這將帶來衝擊，就像板塊位移一樣。」
摩根士丹利的 Grossman 態度並非全面否定律所：銀行願意繼續為最優秀律師的判斷力與才能支付高額費用，但前提是那些可以用 AI 完成的工作，不能再用舊模式收費。
問題是：當買方同時在壓價、自建能力、縮減外包，大型律師事務所傳統的收費模式還能撐多久？
資料來源：
- Kaye Wiggins & Joshua Franklin（2026/9/1），Wall Street banks push Big Law to cut fees because of AI, Financial Times
- HSBC Holdings plc（2026/1/20），HSBC announces Harvey AI for their legal AI platform
延伸閱讀：
- Morris 的金融教室，渣打銀行計畫裁減 8,000 人
